多少往事烟雨中
陈愉庆 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愉庆、马大京夫妇共用“达理”笔名著有小说、剧本多种，屡获全国各种文学奖项。后旅居美国，现重拾笔墨，已有描绘旧金山硅谷华人生活系列作品问世。如长篇小说《飞舞芳邻》、《如若不曾相识》、《不再承诺》；中短篇小说《带我回家》、《伴你同行》、《空巢》等。
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表达。“碑文”所述关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可用浮雕表现。责成“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梁先生是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刚刚抵京不久的父亲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项工作。
我们西单横二条32号的家，成了“都委会”的第二办公室，班上做不完的事，下班后拿到家里来继续做。住在最前面院子东厢房里的“滕姥爷”就是“都委会”的资深模型工。我至今不知道“滕姥爷”的名字，由于滕老夫妇家住了一位父母离异的外孙谭维汉，院里的孩子们就随这位和我同龄的小邻居称他外公外婆为“滕姥爷”、“滕姥姥”。
滕家东厢房的屋子正对着最前院的月亮门。每天午睡之后，我就走上高高的台阶，跑到腾姥姥家去问：“谭维汉睡醒了吗？”眼睛却一直往方桌上瞟，其实是想看看滕姥爷有没有做出什么新的模型。在孩子们的眼里，那都是最好的“玩意儿”，我们是滕姥爷精湛手艺的忠实崇拜者。
父亲和同事们做北京规划和筛选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日子，也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家里有很多来来往往的客人，母亲忙于招呼茶点消夜，就疏于管教儿女。我趁机从母亲眼皮底下溜出去，跟邻居的孩子们撒了欢地玩儿。
人民英雄纪念碑自征集设计方案以来，“都委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方案约一百七八十份。梁先生和父亲竭力主张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设计的主导思想，这却又一次使他们陷入重围，成为孤掌难鸣的少数派。
父亲在《自传》中说：“在西方，纪念碑是极多样化的：凯旋门、雕塑群、尖碑、立柱等等，不胜枚举。为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邀请了许多我国著名建筑师来京共同创作。除了一般西洋纪念碑设计方案，更多是现代手法，根据设计人员对英雄的不同解释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造型设计，从抽象到具象，琳琅满目，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是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他的碑文。很清楚，主题词是“碑”。那么，我们对碑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要有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可是这一最简单明了的设想，当时却被绝大多数设计人员嗤之以鼻并讥讽地“建议”，此碑下应有“王八”驮着。在大家反对之下，“都委会”企划处黄世华同志自告奋勇为“碑”最终执笔。确实是极简单的构图，最后被周总理圈定为备用方案。设想图并非最终设计，对此需要精湛加工。这是由梁思成教授和林徽因教授两位主持完成的（陈占祥《陈占祥自传》，摘自《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陈占祥等著，陈衍庆、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那一段时间，父亲几乎是“恶补”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等等。我上中学时，这些书都成了我历史课的参考书。父亲带我去看王昆主演的歌剧《刘胡兰》，在我们喜爱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天鹅神话》、《青蛙公主》等儿童读物里，又增加了《赵一曼》、《八女投江》、《鸡毛信》等连环画……父亲那时最爱讲给我们听的是刘胡兰和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的故事。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家，面对敌人的铡刀，能那么从容地摘下手中的指环交给母亲，然后大义凛然地走向铡刀，谁能不为之动容！日本人将牺牲后年仅三十五岁的杨靖宇将军，用刺刀挑开了他的胸膛，剖开了他的五脏，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位令侵略者魂飞胆丧的抗日将领，胃里竟只有草籽和树根……人民英雄的气节，光照千古；前仆后继的人民英雄用自己的生命为新中国奠基，他们的纪念碑应当如哺育他们的大地一样淳厚坚实，像他们为之献身的真理一样朴素无华。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只能是简洁朴素、坚实厚重，同时又必须与天安门广场的风格统一协调，水乳交融。
父亲说：“设计者必须存无私虔敬之心，而绝不可把神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变成个人追名逐利的工具，存此心者，天地不容！”
收到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大多被淘汰了，一些有希望入围的作品被制成了模型。他们在“都委会”办公室里经反复讨论后，又被带到了我家，供大家下班后接着磋商研究。那就是我围着家里的大餐桌团团乱转、欢欣雀跃的时光。
大餐桌上的各种模型，大多是滕姥爷的作品。滕姥爷有一双巧夺天工的手，做出的模型美轮美奂。但不久，滕姥爷突然因病过世了。就在前一天的下午，我去找谭维汉玩“跳房子”，滕姥爷还亲手抓给我一把“铁蚕豆”。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滕姥爷，转眼就装进一个盒子里抬走了，再也不能回来。我年幼的心灵上从此对生命有了一份惊恐、一份负担。
1951年夏季，“都委会”设计组送出一个方案，模型比一般的要大出很多，在诸多方案中显得格外醒目。在巍峨的碑体之下，是一个加高的大平台，平台之下又有三个门洞。据说，北京市的领导人对此方案情有独钟，而该方案的设计者一时也受到多方瞩目，那就是我们的邻居――我随卞知一起称为“大舅”的陈干。
陈干家与腾姥爷同住在前院，是三间坐北朝南的房子。陈干比父亲小三岁，浙江天台山人。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1949年7月赴京在“都委会”工作，在父亲领导下的企划处任助理工程师。1950至1953年，任“都委会”资料组组长。陈干的外甥女卞知是比我大两岁的“发小”，跟外祖母一起住在尚未成婚的大舅家里，她自己的父母都是上海一家著名医院的医生。我随卞知一起称呼陈干和他的母亲为“大舅”及“外婆”。
来自浙江的外婆识文断字，善良贤淑。虽年近六十，仍唇红齿皓，肤若凝脂，只是眼中的目光总那么无辜而惊惶。外婆会做家乡天台山那种纸一样剔透的薄饼，把炒好的肉丝、香菇丝、韭菜、豆芽、豆干等夹进饼里，包成卷状，就成了难忘的美味佳肴。只要外婆一做天台山卷饼，我就准是第一个食客。
卞知还有一位舅舅叫高汉，漂亮的舅妈叫爱珠。星期天，三舅若来卞知家做客，我就赶忙跑到她家去看漂亮的爱珠舅妈。爱珠舅妈有一张曲线优美的脸庞，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密，活脱脱一个俏皮的洋娃娃，可人家居然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后来又听说高汉舅舅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参加过平津战役，刚解放时在北京市委工作，做过邓拓的秘书。以后他进了电影制片厂，当过《人民的胜利》大型纪录片制片人。这部片子得到过斯大林文学艺术奖，摄制组把全部奖金用来捐购抗美援朝的飞机。这让我对卞知的舅舅高汉崇敬不已。
父亲说，梁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征询他对陈干设计方案的看法。父亲想了想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会与天安门平分秋色，甚至有些喧宾夺主。天安门和纪念碑是两个极重要的建筑物――一个是开国大典的城楼，一个是为新中国诞生付出生命的烈士纪念碑，二者只能相得益彰、互相辉映，而不能一物降一物。另外，一个基座如此庞大的纪念碑横在中间，天安门广场会被它切割而显得狭小局促，失去了雄阔辽远的视野。
梁先生说，你讲的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此方案在科学性上的缺失。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体形、重量将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块石碑，至少在五六十吨之间。把如此重量的石碑置于三座虚空的洞门之上，违反了建筑结构的常理，安全问题堪虞。虽然技术上也并非完全无法解决，但总会缺乏安全感。那些来自大地的人民英雄，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踏足在地上。梁先生还说，碑座上那三座?门的造型，和天安门的三座门洞造型完全一样，这种造型上的简单重复，既使广场显得压抑，又显得纪念碑没有新意，是建筑设计中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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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立即致信彭真，指出“都委会”设计组的方案“万万做不得的”，并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这样做的后果。
“陈干大舅真不走运，可梁伯伯又太走运了。国徽、纪念碑，梁伯伯做什么成什么。”在康奈尔大学谈及此事，我顺口说道。
“哪里是什么走不走运？这里没有任何偶然性。”父亲感慨地说，越是简洁的造型，越能表现出设计者的功力。简洁是穿越了无数纷繁复杂之后的凝炼与升华。我们在海面上看到小小一角冰山，海面下有无比庞大的山基在支撑着。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简洁不简洁？林徽因的侄女林璎，她设计的美国越战纪念碑简洁不简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也并不复杂，但林徽因和梁思成主持设计的国徽就能在全国的专家、艺术家中独领风骚；读大学二年级的林璎才二十一岁，居然能在无数美国人的优秀作品中名列前茅，难道这都是运气、是偶然？这就是才气灵气，就是才气灵气后面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功底。应该庆幸国徽、英雄纪念碑有这样两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参与并主持，这样的作品才有资格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
梁先生写给彭真的信是极有分量的。最终，“大舅”陈干的设计方案被否决了。而此前，他距离那个辉煌的顶峰只有咫尺之遥了。
“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陈干的心情十分痛苦。”王军先生在《城记》中写道。
1954年8月，陈干和弟弟高汉联合署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关于梁思成提倡“大屋顶”的文章《〈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商榷》，揭开了中国建筑界批判梁思成“大屋顶”的序幕。接着，《建筑学报》又接二连三地刊出批梁思成、捎带批《梁陈方案》的文章。其中有陈干和高汉合写的第二篇批判文章《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指出“就其实质而论，梁先生所倡导的建筑理论及其创作路线不能不是反动的。”“如不在研究旧建筑和创造新建筑的工作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走投无路。这正是我国建筑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
1955年12月，《新建设》杂志刊出陈干、高汉兄弟合写的第三篇批判文章《论“法式”的本质和梁思成对“法式”的错误认识》，锋芒所向直指梁思成夫妇毕其一生心血研究的《营造法式》。
他们煞费苦心地找出王安石变法与宋朝编修《营造法式》之间的关系，在宋朝李诫的《营造法式》中挖掘出阶级斗争。
他们在文中指出，《梁陈方案》的失败原因“在于：1.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必然性’对建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解放战争胜利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而他们当时正是决定历史主导力量的代表（高汉《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断》，载于《陈干文集――京华待思录》，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6年编）。”
“对解放战争胜利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这句话说得很坦率而透彻。这是从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上衍生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梁思成、父亲和诸多古都守护者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专业方面的科学理念，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另一种思维方式是直言不讳地吃透领导的意愿。直到今天，“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思维方式也仍占优势。其实，犬儒哲学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的渊源。毛泽东主席一再警告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也心甘情愿地将自己视为附于“皮”上的“毛”，以成为紧贴于“皮”上的“毛”为荣。“现代化”首先是精神、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科学、民主、自由是现代化的灵魂。甘当附皮之毛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如何担当一个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据说，陈干兄弟还曾计划要批判《雅典宪章》，因为赶上了“反右”运动，才来不及大展宏图。
“都委会”解散后，原“都委会”的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陈干脱颖而出，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制订首都规划的“畅观楼小组”，后又晋升为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1994年，陈干在《新华文摘》中读到学者杨东平所著《旧城唯上：50年代的毁城之争》一文。文中为《梁陈方案》被腰斩而扼腕痛惜，大呼“每一个尊重历史、保护历史的人，历史终将为之大书一笔”。
此文令陈干义愤填膺，“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仍有人，而且还一再地翻这笔老账。按作者的看法，主张完整保存旧城、另建新都的人是‘保护历史的人’，那么主张改造旧城建都的人，岂不都成了不尊重历史、不保护历史，甚至是破坏历史的人了？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他认为，《梁陈方案》“在当时它就行不通，后来更行不通，谁能想象在现在或未来的哪一天，忽然从故纸堆里翻出这个规划来，又照着搞下去吗？这只能是做梦！”（高汉《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断》，载于《陈干文集――京华待思录》，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6年编）
陈干及某些领导为首的反“梁陈方案”派，以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甄选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力量悬殊的对峙。直至今日，参与其中的诸多先人已先后走入历史，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仍未结束。
梁思成的学生、原建设部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缅怀梁先生的文章中说：“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的时代，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的认识有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周干峙《不能忘却的纪念》，载于《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周干峙院士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其间有多少难以言传的隐衷，建筑界的人士心明如镜。当建筑界时尚狂潮汹涌澎湃席卷古老北京时，这位身居高位的两院院士挺身而出，站在了前辈守护者的行列里，表现出令人震撼的道德勇气和冷峻的理性思考。他像自己曾经的恩师梁思成那样，成了孤独却无畏的少数派。科学理性的思索，在任何时代最初往往属于少数派，他们的声音总会被甚嚣尘上的多数派所淹没；能否倾听少数派的声音，能否保护少数派的权益，是一个社会精神强盛、肌体康健的试金石。当每一个官员，每一个知识者，每一个公民，都能本着独立的、科学的、法制的精神参与社会的生活和建设，古老的中国才真正能够从容稳健地从东方崛起。